春回大地,万物复苏,当和煦的春风拂过神州大地,一年一度的植树节如约而至,这个承载着绿色希望、凝聚着全民力量的节日,不仅是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,更是一部从倡议到行动、从纪念到全民参与的生态文明成长史,回溯植树节的由来,我们能看到一个国家对绿色发展的执着追求,更能见证一个民族从“植树节”到“全民植绿”的深刻变迁。
近代萌芽:从“林政”意识到节日雏形
植树节的诞生,源于人类对森林价值的认知觉醒,也与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紧密相连,尽管中国自古便有“榆柳荫后檐,桃李罗堂前”的植树传统,但将植树上升为国家制度层面,始于清末民初的动荡年代。
1915年,辛亥革命后不久,面对国土荒漠化、水土流失严重的生态危机,林业学家凌道扬、韩安等率先倡议设立“植树节”,他们向政府提交《请愿定植树节案》,指出“森林为国民之命脉,关系国家盛衰”,建议以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,这一倡议得到当时的北洋政府采纳,4月6日,时任大总统孙中山下令以清明节为植树节,中国历史上首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植树节由此诞生,1925年3月12日,孙中山先生逝世,后人感念其“植树以造福人民”的遗愿,将植树节改为3月12日——这一天,既是对伟人的纪念,也成为绿色理念的传承符号。
在战乱频仍的近代中国,植树节虽有设立却难以大规模推行,植树多停留在政府机关、学校的零星行动,未能形成全民参与的气候,但“植树节”的设立,如同一颗绿色的种子,在国人心中埋下了对生态保护的初步认知。
制度确立:从国家倡议到全民动员
新中国的成立,为植树节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,随着国家建设的推进,植树造林被提升到“改善生态环境、保障农业发展”的战略高度,1979年2月23日,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,将每年的3月12日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植树节,这一决定,标志着植树节从近代的“纪念性节日”转变为“国家法定节日”,为全民植绿提供了制度保障。
植树节的确立,迅速掀起全国性的造林热潮,从“植树造林,绿化祖国”的号召,到“义务植树”制度的推行(1981年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《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》),植树不再只是政府的“独角戏”,而是成为每个公民的责任,从领袖带头植树,到各行各业、男女老少踊跃参与;从荒山造林到城乡绿化,绿色的版图在神州大地上不断扩展,这一时期,植树节承载的不仅是“种树”的简单行动,更是一种“绿化家园、建设国家”的精神象征,是全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。
时代变迁:从“种树”到“爱绿、护绿、活绿”的升华
进入新时代,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,植树节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与升华,从最初的“完成任务式”植树,到“科学规划、适地适树”的生态修复;从单纯追求“种树数量”,到注重“成活率、生态效益”;从“植树节”一天的行动,到“全年尽责、多样尽责”的常态化实践,全民植绿的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。
“互联网+全民义务植树”的兴起,让植绿方式更加多元便捷,人们可以通过“云端植树”、捐资认养、抚管养护等方式参与生态建设,打破了时空限制;“古树名木保护”“森林城市创建”“碳中和林”等新理念的提出,让植树造林与生物多样性保护、应对气候变化等国家战略紧密结合;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,更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,植树节也从单纯的“生态节日”延伸为“经济节日”“文化节日”,带动了生态旅游、绿色产业发展,让群众在植绿护绿中共享生态红利。
今天的植树节,早已超越了“一棵树”的意义,它成为生态文明教育的课堂,让孩子们在播种绿色中懂得责任与担当;它成为社会共识的凝聚点,让“爱绿、护绿、活绿”成为全民自觉;它更是面向未来的承诺,每一株新苗都承载着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深远考量。
从1915年近代植树节的萌芽,到1979年国家法定植树节的确立,再到新时代全民植绿的生动实践,植树节的百年变迁,是中国生态保护意识觉醒、制度完善、行动深化的缩影,它见证了一个民族从“盼温饱”到“盼环保”的需求升级,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发展思想和对永续发展的坚定追求。
又是一年植树节,让我们再次挥锹铲土,播撒绿色,这不仅是种下树苗,更是种下希望;不仅是守护当下,更是奠基未来,当绿色成为神州大地最动人的底色,我们必将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上,书写出更加璀璨的生态文明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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